防疫中最宝贵医疗资源应该留给谁 伤亡如何才能减少

防疫中最宝贵医疗资源应该留给谁？这个问题值得关注。连日来，国内疫情依然处在高位。11月27日，国内新增本土感染者突破四万例，北京、广州、重庆、上海等地近期新指定多家医院为定点医院。与此同时，广州等多地开始建设方舱。

 

中国当下的新冠分级诊疗共有三级：发热门诊、方舱、定点医院。发热门诊作为前端岗哨负责筛查出阳性患者，其中无症状、轻症转入方舱治疗，重症、危重症转入定点医院。

 

11月11日发布的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中专门提到，要加强医疗资源建设，制定分级分类诊疗方案、不同临床严重程度感染者入院标准、各类医疗机构发生疫情和医务人员感染处置方案，做好住院床位和重症床位准备，增加救治资源。

 

国家卫健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在11月17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解释，“二十条”中这一条很重要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应对病毒的变异，不能打无准备之仗。

ICU床位要占到床位总数10％

 

推演疫情海啸来袭的应对时，人们最害怕看到的场景：医疗挤兑。

 

在香港，每10万人口约有7.1张重症监护（ICU）床位，这个比例与美国的34.7张、德国的29.2张相比，虽然偏少，却是中国内地的1.78倍。

 

按照香港人口规模估算，共500多张ICU床位。回溯香港第五波疫情，官方数据显示，即使在疫情最高峰时，全港需要进入ICU的病例也不足300例，依此计算，不应发生大规模医疗挤兑。

 

但实际情况是，在香港第五波疫情早期，随着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在短时间内增至5万多，香港医疗体系迅速崩溃，高峰时，单日曾有约1500人在急症室外等候入院，等待时间一度超过8小时。在空地和停车场等候的这些患者中，很多都是高龄老人，送至医院时情况已经危急，即使医院超负荷运转，也无法及时处置所有病人，压力巨大。与此同时，重症和死亡数字在上升，正常诊疗也受到严重影响。

 

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唐金陵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指出，香港的医疗救治条件与众多发达地区不相上下，但为什么此前新冠暴发时病死率却这么高？其中一个原因，尤其是在疫情暴发早期，医院挤兑致使新冠重症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，同时也影响了非新冠重症病人的及时入院和治疗。香港当时的疫情来得很快、很猛，威尔斯亲王医院病床占用率曾一度高达133％。其实，真正需要住院治疗的重症病人并没有那么多，医院超负荷运转的原因是，疫情早期没有及时做好分级诊治工作。

 

防范大规模疫情暴发风险，内地应如何加强新冠分级诊疗？

 

国家卫健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在11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，未来要从三个方面加强新冠分级分类救治：一是持续加强定点医院建设，要求ICU床位要达到床位总数的10％；二是建设方舱医院；三是充分发挥发热门诊首诊负责制，一旦发现阳性感染者，要迅速转到定点医院或者方舱医院进行救治。

 

郭燕红说，定点医院要根据当地人口规模，配足配齐救治的床位，同时要加强ICU建设。她在11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，中国的医疗资源发展不均衡、不充分，特别是地区、城乡间差异比较大；国内的医疗资源总体上相对不足，每千人口医疗床位现在是6.7张，每10万人口重症医疗床位不到4张。因此，整体医疗资源都需要提质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，特别是要补齐重症医疗服务的短板。

 

一位长期监测新冠疫情趋势的数据专家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指出，当大规模疫情到来，有足够的ICU容量是一个基本的需求，“我们曾经做过测算，一个城市ICU冗余度至少要保持在40％左右，才能基本应对奥密克戎快速传播带来的重症风险，而且，这些ICU床位还不仅是为了收治新冠患者，还包括其他普通医疗行为。”他指出，以中国目前的水平，ICU在床位中的占比达10％是一个相对较高目标，而且全国医疗资源分配非常不均衡，大多数地方这一比例不足5％。

 

根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王锡玲等人在2021年发表的论文《我国医院卫生资源短期配置情况预测》，2021年，中国每10万常住人口综合ICU床位数为4.37张，各省（区、市）每10万常住人口综合ICU床位数均没有超过10张，其中，北京、上海最高，每10万人口分别拥有6.25张和6.14张ICU床位。但总体来说，医护人员及呼吸机、ECMO设备均比较匮乏。

 

实际上，早在2020年初新冠大流行之初，国内就有扩建ICU的呼声，但三年来，ICU床位比例提升非常缓慢。前述数据专家解释，因为ICU资源扩充，不仅关联到呼吸机、抢救设备、监护仪器、负压病房等硬件设施，更关键的是要配置有重症救治能力的医护队伍，对技术水平要求很高，一般的医护人员可能无法胜任，尤其对很多二三线城市来说，这点在短期内根本无法解决。

 

一位国内知名病毒学家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指出，虽然从现有数据来看，奥密克戎毒株感染导致的重症率很低，但依其判断，大规模疫情暴发时，因为民众对新冠病毒的不了解、恐慌，以及无症状感染者都往医院涌，肯定会造成医疗挤兑。实际上，应该将医疗资源留给高危人群。

 

专家还建议，为了防止医疗挤兑，每个城市都应摸清自己的医疗资源，并且划定一条防止医疗挤兑的预警线，比如普通床位和ICU床位占用率，这样就能在疫情靠近预警线时，快速采取行动，比如启动备用床位，增设定点医院等，同时也要辅以更快速、更精确的分级分类收治措施。

 

方舱难点

 

近期，广州市大力推进方舱医院建设，截至11月17日，已建成交付方舱医院16个、床位3.9万张，仍有20个项目在建，全市共规划建设方舱医院和隔离板房床位逾24万张。除广州外，深圳、佛山、东莞也至少准备了方舱医院床位1万张。截至11月22日，广州市方舱医院开放床位近7万张。媒体报道称，广州市住建系统及所有参建单位克服一切困难，24小时施工，“只为比病毒跑得快一点、再快一点”。

 

重症监护室病房内，医护人员为患者输液。图/视觉中国

 

但一位不愿具名的流行病学家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指出，从短期来看，方舱能起到一定作用，但当疫情大暴发时期，每天新增上万、甚至十来万病例时，方舱可能仍会面临不够用的困局。

 

唐金陵今年3月时曾做过一个初步测算，假定一个1700万人口的城市，可用来集中隔离病人的房间是4万个，每个感染者背后还有15个密接者也需要隔离。如果参照香港早期疫情发展速度，新增感染者以每天30％左右的速度攀升，一周多以后，隔离设施就会处于崩溃边缘。而且，这一过程与城市大小关系不大。

 

不过，他估算时主要依据当时的防控政策，即隔离时间为14天，优化防控二十条措施发布后，隔离时间缩短，次密接不再判定。“但即使再增加一倍的隔离能力，依照奥密克戎现在的传播速度，再推迟几天或一周，隔离设施仍会很快爆满，城市同样会有失控风险。”唐金陵说。

 

德国华裔病毒学家、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也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到了一个节点之后，需要隔离的感染者会突破城市的收治能力上限，欧美等国也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

 

一位长期监测新冠疫情趋势的数据专家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分析，根据各地公布的数据分析，疫情暴发后，需要ICU床位、普通住院床位及隔离床位的阳性病例占比分别为0.1％、10％和90％左右，也就是说，真正需要住院的患者在所有感染者中仅占10％左右，国内现有医疗资源分配下来完全可以承受这部分压力，最大的压力在于隔离床位。

 

郭燕红在11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，各地要按照“平急结合”原则，特别是要依托现有一些大型场馆，比如说会展中心、体育场馆，提前做好方舱医院改造和准备，使得一旦有聚集性疫情，这些大型场馆能够很快转化成方舱医院使用。

 

方舱最初在设置时，正是吸取了武汉在2020年初疫情暴发时的教训，为了防止所有感染者都涌向医院，造成医疗挤兑。方舱主要目的并非实施医学救治，而是将轻症、无症状病人集中隔离，防止他们进入社会面传播，同时方舱内配有医护人员进行必要医学观察并提供基本药物，如果其中有患者病情加重，立即将其及时转诊至定点医院治疗。

 

但由于奥密克戎较原始毒株传染性更强，且95％以上感染者为轻症、无症状感染者，因此当疫情海啸来袭时，方舱收治压力激增。

 

今年上海疫情时，东部战区总医院参与援建了上海方舱，东总急诊医学科专家在2022年10月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，上海方舱医院收治患者数较武汉数量显著增多，方舱饱和情况很普遍。而且，上海疫情暴发期，无法避免出现“已知患者不符合收治标准”，但“因疫情防控实际需要最终收治入院”的情况。同时，分诊错误的患者均为病史表述不清，且此前多次否认基础疾病史，但办理入舱手续后，要求提供静脉药物或特殊诊疗时才主动告知特殊基础疾病史。

 

上海疫情高峰时，多个方舱都出现了收治高龄老年人的情况，部分老人甚至有老年痴呆等认知障碍。普通方舱缺乏照顾重症的专门医疗条件，在高峰时又存在收治人数饱和而医护资源不足的情况，无法及时对老年人进行医学监测，这些都会加剧高危老年人从轻症转重症风险。